拒绝_60
我们这座小城根本不靠边境,绝对不靠,它离边境还老远老远,这座小城的人大概谁也没有去过那里,那得横穿荒凉的高原地带,不过也要经过辽阔的富饶地区。仅仅想象一下那条路的一部分就会感到疲倦,而除了一部分路人们再也想象不出什么了。那条路上也有几座大城市,比我们这小城大得多,即使十座这样的小城一字排开,再从上面扣上十座,也不如一座那样的大而拥挤的城市。就算在去那里的路上迷不了路,到了那些城里也肯定会迷路,由于它们太大,想绕过它们是不可能的。
然而还有比离边境更远的地方——如果我可以拿这种距离进行比较,这就好比有人说,一个三百岁的人比一个两百岁的人老——这比边境更远的地方就是京城。关于边境的战事我们有时还能听到些消息,而京城的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。我指的是我们这些市民阶层的人,因为政府官员与京城联系密切,每两三个月都能获得一次那里的消息,至少他们认为是这样。
真奇怪,我不断感到新的震惊,在这小城中,我们竟一声不响地遵从京城来的一切命令。我们这里几百年来从未发生过由市民自己发起的政治变革。京城的上层统治者依次更迭,旧王朝被推翻或废掉,新王朝又开始了,上个世纪甚至连京城也给毁了,在离它很远的地方又建起一个新都,后来这新都也给毁了,旧都又重建起来,而这些对我们的小城竟然毫无影响。我们这里的大小官员总是各尽其职,高级官员均来自京城,中级官员至少也得是外地人,而下级官员则出自于我们这些人,一直都是这样,对此我们也心满意足。最高官员就是那位最高税务员,他有上校军衔,人们也这样称呼他。如今他已是一个老人,不过我认识他倒有些年头了,因为当我还是孩子时他就已是上校。起初他升迁很快,到后来似乎便停下不动了。对这座小城来说,他的衔位已经足够了,衔若再高我们这里可就容不下了。每当我打算想象他时,总能看到他坐在他家的平台上,身子向后靠着,嘴里叼着烟斗。他家屋顶上飘扬着帝国国旗,平台非常大,有时还在那里进行小型军事操练,平台两边晒着衣物。他家面朝集市广场,身穿漂亮绸衣的孙子们围在他身边玩耍,但却不准到下面的集市去,其他孩子不配和他们玩,不过广场总在吸引着他们,他们至少可以将头从栏杆间伸出去,当其他孩子在下面吵架时,他们在上面也一起吵。
也就是说,这位上校统治着小城。我想,他还从未向任何人出示过那份赋予他权力的文件。也许他并没有这样一份文件。也许他的确是最高税务官。然而这份文件就是一切?难道它就能赋于他统治所有辖区的权力?他这职位对国家至关重要,但对市民却不是最要紧的。在我们这里,大家几乎都有这样的印象,即人们好像在说:“我们所有的全给你拿走了,那就请连我们也一块拿去吧。”其实这统治权并不是他夺到手的,他也不是个暴君。最高税务官就是首席官员,这是自古形成的,上校和我们一样,都是遵从这一传统。
他生活在我们当中,虽然地位之差还不属于天壤之别,但他依然完全不同于一般市民。如果一个代表团带着一项请求来到他面前,他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堵阻隔世界的墙。他身后其实什么也没有,人们却在想象中听到那边有低声说话的声音,这大概是错觉,他就是将我们与整体分开的隔绝物,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。在这样的接见中只有见他。在我小时候,有一次一个市民代表团为得到政府资助前去见他,因为最穷困的城区被彻底烧毁了,那回我也在场。我父亲是个马掌匠,在乡里很受人尊敬,他也是代表团的成员,是他带我去的。这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,可像这样的热闹,所有的人都挤过来看,在人群中几乎分辨不出谁是真正的代表团。因为这样的接见大都是在平台上进行的,因此有好些人从广场上搭梯子爬上来,隔着栏杆看着上面的事情。当时是这样安排的,整个平台约三分之一留给他,剩下的地方全挤满了人。几个士兵监视着所有的人,他们站成一个半圆将他围在中间。其实只需一个士兵就足以应付一切,我们十分惧怕他们。我不大清楚这些士兵来自何地,反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,他们彼此之间十分相像,根本就不需要军装。他们个头矮小,并不强壮,但却十分敏捷。他们身上最惹眼的就是那口将口腔占得满满的粗齿大牙,还有他们的细眉小眼中射出令人不安的目光。因此他们便成了孩子们眼中的恐怖人物,不过也是他们的乐子,因为孩子们总想让那口牙和那种目光吓一吓,然后拼命跑掉。这种孩提时代所受的惊吓到成人后似乎也没有消失,至少它还在起作用。当然还有其它原因。这些士兵说一口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方言,而我们的他们也听不惯,因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隔绝起来,冷漠得难以接近,不过这倒挺符合他们的角色。他们是那样寡言,那样严肃,那样呆板,虽未做过真正的坏事,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坏得令人几乎不能忍受。比如说有个士兵走进一家店铺,买了点小东西,然后靠在柜台边听着店铺里的谈话,他大概什么也听不懂,但却装作听懂了,自己一句话也不说,只是一会儿盯着说话的人,一会儿又盯着听话的人,手扶着挂在腰带上的战刀刀把。这十分令人厌恶,大家失去了闲聊的兴致,店铺里渐渐没什么人了,直到铺子里人走空了,这位士兵才走。这些士兵一露面,我们活跃的百姓立刻鸦雀无声了。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。与所有隆重的场面一样,上校站得笔直,两手前伸握着两根长竹杆。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,它的意思大概是说,他这样支撑着法律,法律也这样支撑着他。此时每个人都知道那平台上将发生什么事,但人们总习惯于重又感到吃惊。当时那个被指定讲话的人不愿开口,他已经走到了上校对面,可又失去了勇气,找出各种理由挤回了人群中。另外再也找不出一个愿意讲话的合适人选,而自愿出面的几个又都不合适,那可真是乱成了一团,人们赶忙派人给几个市民送信,他们是有名的演说者。在整个时间内,上校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,只是在喘气时胸部明显地陷下去。他并非呼吸困难,只是呼吸动作特别清晰,比如说就像青蛙,不过青蛙总是如此,而在他身上就成了特殊。我悄悄地从大人之间穿过去,通过两个士兵之间的空隙打量着他,直到有人用膝头把我撞开。在这期间那个事先确定的讲话人又恢复了勇气,由两位市民紧紧搀扶着开始了讲话。在描述那场大灾难的严肃的讲话中,他一直在微笑,一种极其谦恭的微笑,非常感人,可这微笑徒劳无益,在上校脸上没有引起丝毫反应。最后他说出了那个要求,我记得,他只是请求免除一年的赋税,大概还请求低价购买皇家森林里的建筑用材。随后他深深地弯下腰,并一直保持着鞠躬动作,除了上校和站在后面的士兵以及几位官员,其他所有的人都弯下腰鞠着躬。让我这个孩子觉得可笑的是,站在平台边梯子上的那些人下了几级横木,这样既可避免在这决定性的间歇期间被人看见,又能好奇地在紧靠平台地面的地方随时打探消息。这种情形持续了一会儿,一位官员,是个矮个子男人,走到除呼吸之外仍旧纹丝不动的上校面前,尽力踮起脚尖听他耳语了几句,然后拍了拍手掌,听到掌声所有的人都直起了身子。他宣布道:“要求被拒绝。全体离开。”人群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如释重负的感觉,所有的人都向外挤去,几乎谁都没有特别注意到,上校又变成了和我们一样的人,我只看到,他的确是精疲力尽地放开竹杆,竹杆马上倒了,他跌坐在一张由官员们拖过来的靠背椅上,急急忙忙将烟斗塞进嘴里。
整个这件事并不特殊,一般结果都是这样。虽然偶尔也有一些小小的要求被满足的情况,但那好像是上校以强有力的个人身份自己负责这样做的,而且这必须要在形式上对政府保密。如今在我们这座小城中,按照我们的判断能力来看,上校的眼睛也就是政府的眼睛,不过这里该有一种区别,一种根本不能深究的区别。
不过可以肯定,在重要事情上市民们总是遭到拒绝。同样奇怪的是,没有这种拒绝人们几乎就过不下去,而这种拒绝和接受拒绝完全不是形式问题。人们一再精力充沛而神情严肃地到那里去,到离开那里时虽然不是精神饱满,兴高采烈,但也并不悲观失望,精疲力尽。我不能向任何人打听这些事情,和所有的人一样,我在自己的内心感受这些。我从未有过什么探究这些事情之间的关联的好奇心。
然而就我的观察,有某个年龄层的人不满意,他们是大约从十七岁到二十岁的年轻人。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,他们不可能在远处预感到这种最无足轻重的、首先也是一种革命思想的威力。不满正无声无息地潜入他们中间。
(周新建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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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还有比离边境更远的地方——如果我可以拿这种距离进行比较,这就好比有人说,一个三百岁的人比一个两百岁的人老——这比边境更远的地方就是京城。关于边境的战事我们有时还能听到些消息,而京城的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。我指的是我们这些市民阶层的人,因为政府官员与京城联系密切,每两三个月都能获得一次那里的消息,至少他们认为是这样。
真奇怪,我不断感到新的震惊,在这小城中,我们竟一声不响地遵从京城来的一切命令。我们这里几百年来从未发生过由市民自己发起的政治变革。京城的上层统治者依次更迭,旧王朝被推翻或废掉,新王朝又开始了,上个世纪甚至连京城也给毁了,在离它很远的地方又建起一个新都,后来这新都也给毁了,旧都又重建起来,而这些对我们的小城竟然毫无影响。我们这里的大小官员总是各尽其职,高级官员均来自京城,中级官员至少也得是外地人,而下级官员则出自于我们这些人,一直都是这样,对此我们也心满意足。最高官员就是那位最高税务员,他有上校军衔,人们也这样称呼他。如今他已是一个老人,不过我认识他倒有些年头了,因为当我还是孩子时他就已是上校。起初他升迁很快,到后来似乎便停下不动了。对这座小城来说,他的衔位已经足够了,衔若再高我们这里可就容不下了。每当我打算想象他时,总能看到他坐在他家的平台上,身子向后靠着,嘴里叼着烟斗。他家屋顶上飘扬着帝国国旗,平台非常大,有时还在那里进行小型军事操练,平台两边晒着衣物。他家面朝集市广场,身穿漂亮绸衣的孙子们围在他身边玩耍,但却不准到下面的集市去,其他孩子不配和他们玩,不过广场总在吸引着他们,他们至少可以将头从栏杆间伸出去,当其他孩子在下面吵架时,他们在上面也一起吵。
也就是说,这位上校统治着小城。我想,他还从未向任何人出示过那份赋予他权力的文件。也许他并没有这样一份文件。也许他的确是最高税务官。然而这份文件就是一切?难道它就能赋于他统治所有辖区的权力?他这职位对国家至关重要,但对市民却不是最要紧的。在我们这里,大家几乎都有这样的印象,即人们好像在说:“我们所有的全给你拿走了,那就请连我们也一块拿去吧。”其实这统治权并不是他夺到手的,他也不是个暴君。最高税务官就是首席官员,这是自古形成的,上校和我们一样,都是遵从这一传统。
他生活在我们当中,虽然地位之差还不属于天壤之别,但他依然完全不同于一般市民。如果一个代表团带着一项请求来到他面前,他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堵阻隔世界的墙。他身后其实什么也没有,人们却在想象中听到那边有低声说话的声音,这大概是错觉,他就是将我们与整体分开的隔绝物,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。在这样的接见中只有见他。在我小时候,有一次一个市民代表团为得到政府资助前去见他,因为最穷困的城区被彻底烧毁了,那回我也在场。我父亲是个马掌匠,在乡里很受人尊敬,他也是代表团的成员,是他带我去的。这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,可像这样的热闹,所有的人都挤过来看,在人群中几乎分辨不出谁是真正的代表团。因为这样的接见大都是在平台上进行的,因此有好些人从广场上搭梯子爬上来,隔着栏杆看着上面的事情。当时是这样安排的,整个平台约三分之一留给他,剩下的地方全挤满了人。几个士兵监视着所有的人,他们站成一个半圆将他围在中间。其实只需一个士兵就足以应付一切,我们十分惧怕他们。我不大清楚这些士兵来自何地,反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,他们彼此之间十分相像,根本就不需要军装。他们个头矮小,并不强壮,但却十分敏捷。他们身上最惹眼的就是那口将口腔占得满满的粗齿大牙,还有他们的细眉小眼中射出令人不安的目光。因此他们便成了孩子们眼中的恐怖人物,不过也是他们的乐子,因为孩子们总想让那口牙和那种目光吓一吓,然后拼命跑掉。这种孩提时代所受的惊吓到成人后似乎也没有消失,至少它还在起作用。当然还有其它原因。这些士兵说一口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方言,而我们的他们也听不惯,因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隔绝起来,冷漠得难以接近,不过这倒挺符合他们的角色。他们是那样寡言,那样严肃,那样呆板,虽未做过真正的坏事,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坏得令人几乎不能忍受。比如说有个士兵走进一家店铺,买了点小东西,然后靠在柜台边听着店铺里的谈话,他大概什么也听不懂,但却装作听懂了,自己一句话也不说,只是一会儿盯着说话的人,一会儿又盯着听话的人,手扶着挂在腰带上的战刀刀把。这十分令人厌恶,大家失去了闲聊的兴致,店铺里渐渐没什么人了,直到铺子里人走空了,这位士兵才走。这些士兵一露面,我们活跃的百姓立刻鸦雀无声了。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。与所有隆重的场面一样,上校站得笔直,两手前伸握着两根长竹杆。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,它的意思大概是说,他这样支撑着法律,法律也这样支撑着他。此时每个人都知道那平台上将发生什么事,但人们总习惯于重又感到吃惊。当时那个被指定讲话的人不愿开口,他已经走到了上校对面,可又失去了勇气,找出各种理由挤回了人群中。另外再也找不出一个愿意讲话的合适人选,而自愿出面的几个又都不合适,那可真是乱成了一团,人们赶忙派人给几个市民送信,他们是有名的演说者。在整个时间内,上校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,只是在喘气时胸部明显地陷下去。他并非呼吸困难,只是呼吸动作特别清晰,比如说就像青蛙,不过青蛙总是如此,而在他身上就成了特殊。我悄悄地从大人之间穿过去,通过两个士兵之间的空隙打量着他,直到有人用膝头把我撞开。在这期间那个事先确定的讲话人又恢复了勇气,由两位市民紧紧搀扶着开始了讲话。在描述那场大灾难的严肃的讲话中,他一直在微笑,一种极其谦恭的微笑,非常感人,可这微笑徒劳无益,在上校脸上没有引起丝毫反应。最后他说出了那个要求,我记得,他只是请求免除一年的赋税,大概还请求低价购买皇家森林里的建筑用材。随后他深深地弯下腰,并一直保持着鞠躬动作,除了上校和站在后面的士兵以及几位官员,其他所有的人都弯下腰鞠着躬。让我这个孩子觉得可笑的是,站在平台边梯子上的那些人下了几级横木,这样既可避免在这决定性的间歇期间被人看见,又能好奇地在紧靠平台地面的地方随时打探消息。这种情形持续了一会儿,一位官员,是个矮个子男人,走到除呼吸之外仍旧纹丝不动的上校面前,尽力踮起脚尖听他耳语了几句,然后拍了拍手掌,听到掌声所有的人都直起了身子。他宣布道:“要求被拒绝。全体离开。”人群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如释重负的感觉,所有的人都向外挤去,几乎谁都没有特别注意到,上校又变成了和我们一样的人,我只看到,他的确是精疲力尽地放开竹杆,竹杆马上倒了,他跌坐在一张由官员们拖过来的靠背椅上,急急忙忙将烟斗塞进嘴里。
整个这件事并不特殊,一般结果都是这样。虽然偶尔也有一些小小的要求被满足的情况,但那好像是上校以强有力的个人身份自己负责这样做的,而且这必须要在形式上对政府保密。如今在我们这座小城中,按照我们的判断能力来看,上校的眼睛也就是政府的眼睛,不过这里该有一种区别,一种根本不能深究的区别。
不过可以肯定,在重要事情上市民们总是遭到拒绝。同样奇怪的是,没有这种拒绝人们几乎就过不下去,而这种拒绝和接受拒绝完全不是形式问题。人们一再精力充沛而神情严肃地到那里去,到离开那里时虽然不是精神饱满,兴高采烈,但也并不悲观失望,精疲力尽。我不能向任何人打听这些事情,和所有的人一样,我在自己的内心感受这些。我从未有过什么探究这些事情之间的关联的好奇心。
然而就我的观察,有某个年龄层的人不满意,他们是大约从十七岁到二十岁的年轻人。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,他们不可能在远处预感到这种最无足轻重的、首先也是一种革命思想的威力。不满正无声无息地潜入他们中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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